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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人的智慧

一般生物只有本能，没有智慧。并不是说除了人之外，其他生物都没有智慧。生物维持生存的方式，往往意味着其智慧萌生的程度。完全靠天地赏饭的生存者，智慧之光很微弱，而靠自身努力捕食维持生存者，智慧往往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虎狼之属，已经懂得通过表情或声音传达信息，或以凶相恐吓，或以示好避争，而且懂得猎食时选择弱者、袭击时攻敌要害甚至互相配合。因此，一些低等动物的智慧是不可低估的。对于这样的生物，智慧已经成为生存和繁衍的必备条件。而且对于具备一定智慧的生物，你可以看到它们感情的流露。可以断定的是，有些动物不仅有智慧，而且有精神，只是其精神世界的内容还谈不上丰富。人类的智慧貌似鹤立鸡群地超越了一般生物。它获取食物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然的限制；它不但汲取天然资源，而且利用天然资源制造新的资源；它的婚姻制度基本上保证了其物种繁衍的稳定性；它的行事规则已经从日积月累的默契发展为繁琐的契约和法律法规。但我们不能说，人类的每一个体都具备了很高的智慧。就算是旷世经典、古圣先贤、科学巨匠，他们的智慧也不过是一隅之见、一时之得。因此，谈人的智慧，有必要把个体智慧与人类整体智慧明确地加以区分，清晰地见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像一般的动物一样，人类个体的智慧最初不过是服务于其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之需，即便到了现时代，个体也把其主要的智慧贡献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曾看一部记录片，其中动物本能的展现触目惊心。狮子群体一旦捕猎成功，强大者先食，弱小者蹭食，母狮与幼狮之间也无例外；雄狮会蓄谋攻击另一群母狮所带领的未成年狮子，如果幼狮死亡，母狮会很快进入发情期，雄狮借此获得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和繁衍本能，简直令人瞠目。切不要以为人类个体的动物本能已经削弱，相反，借助于个体智慧这一利器，人类个体有更多机会使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本能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听说过古代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以及三宫六院三妻四妾，也见识过当今的金银货币满屋充栋、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这比起食物贮满巢穴的老鼠、统驭一群狮子的雄狮，实在只能算是大巫见小巫、大动物见小动物。本能虽然潜藏于我们的身体而不显露，但它的力量强大到几乎完全支配芸芸众生的言行。大多数的人类个体，将其毕生所有的智慧，都运用在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比别人好、如何让自己的后代比别人的后代活得好上面。个体智慧纵横驰骋的结果是：有的人有时候成绩昭著，所有的动物本能在人...

2018 - 06 - 08
郭军律师向最高检提出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建议

2022年4月25日，郭军律师以普通公民身份，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建议”，建议全文如下：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是一名普通律师。一段时期以来，我认真学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高检发[2020]19号）（以简称“《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高检发[2015]10号）和2022年3月最高检印发的《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通过学习和研究，我认为，《条例》在重要问题上违反了《检察官法》的规定，不利于提高检察人员严格依法履职的意识，不利于建设一支严格依法履职的检察队伍，也不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主要理由是：《条例》实质上将“司法责任”限定于“错案司法责任”，对没有产生错案结果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追究司法责任；《条例》规定的司法责任追究程序中，完全缺乏案件当事人参与环节，而当事人在这一程序环节的缺乏，是长期以来司法责任追究乏力、错案追责大环境未能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以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就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提出以下具体建议和理由：一、建议删除《条例》第十二条关于“司法瑕疵”不承担司法责任的规定理由：1、违背常情常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检察人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以及司法作风等方面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但不影响案件结论的正确性和效力的，属于司法瑕疵，不承担司法责任，可以视情节对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通报或者予以诫勉。”显而易见，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等重要的诉讼环节，不符合法律和有关规定，即是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在这些重要环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是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无论是否最终导致了案件结论错误，都严重违反了《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坚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权限、标准和程序执法办案”的规定，而且增大了形成错案的风险，也使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临重大风险，对诸如此类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追究司法责任，违背常情常理。2、违反《检察官法》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2019）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检察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的；（二）隐瞒、伪造、变造...

2022 - 04 - 25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介绍与评析

2020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高检发〔2020〕19号）（以下简称“《条例》”）。出台《条例》的目的，是“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构建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保证人民检察院及其办案组织、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公正行使职权”。《条例》废止取代了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条例》虽然从名称上看是“司法责任追究”，实际基本上仍旧局限于对错案的责任追究，而没有导致案件结论错误或无效的，并不属于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纵观全文内容，虽然司法责任追究的范围包括检察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监督管理失职责任，但因为其中一条规定“不影响案件结论的正确性和效力的，属于司法瑕疵，不承担司法责任”的规定，使该文件的标题显得并不准确，倒不如以“人民检察院错案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为标题更为贴合实际内容。一、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的管辖、追究范围1.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管辖《条例》明确责任追究的主管部门是检察院内设的检务督察部门，规定了检务督察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关系，即检务督察部门追责工作，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这意味着，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及其派驻机构在检察机关的角色进一步明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纪检监察组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派驻机构定位进一步明确，属于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机构，而检务督察部门的职能被调整和明确为“检察机关专司内部监督的综合业务部门”。2019年《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检务督察条例》”）中规定“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检务督察部门移送纪检监察机构处理”的内容，实际上被后续相关文件所改变。根据2020年《条例》及2022年《检察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试行）》，检务督察部门在受理线索、经检察长批准初核立案调查之后，认为需要追究司法责任的，经检察长批准提请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认定后，检务督察部门商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处理建议，征求派驻纪检监察组意见后，由检察机关党组研究作出处理决定。因此，在司法监督体系中，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属于典型的内部监督制度。2.检察人员司法责任追究范围根据《条例》，司法责任包括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1）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责任检察人员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故意实施下...

2022 - 04 - 19
“特斯拉汽车数据”帮助摆脱强制猥亵罪——介绍一个成功辩护案例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十二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特斯拉汽车数据”帮助摆脱强制猥亵罪——介绍一起成功辩护案例。不久前，广东戴剑敏律师披露了一起刑事辩护成功案例：利用特斯拉汽车的电子数据帮助涉嫌“强制猥亵罪”的当事人免受冤屈。案件情况大致如下：某女与小李通过网友介绍认识之后，通过微信相约去公园散步。散步结束已经是晚上11点左右了。二人上了小李的特斯拉汽车，汽车没电了，于是二人找到一个充电桩充电。在等待充电的时候，二人在车里一起看电影，后来小李开始亲吻对方的脸颊与脖子，对方问要不要谈恋爱，小李开始有点犹豫，对方感觉小李不是冲着谈恋爱来的，感觉被人占了便宜，生气下车，独自一人回家了。第二天，该女以强制猥亵的事由去派出所报警，称小李从特斯拉车的主驾驶位翻到副驾驶位，全身压在她的身上，还动手脱她的裤子。小李被刑事拘留后，家人于2023年春节前夕委托了戴剑敏律师、吴玉宝律师担任辩护人。辩护律师根据从小李朋友处获得的信息以及会见小李了解的情况，认为小李应该不构成强制猥亵罪，并立即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律师意见。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当天，检察院决定对小李不批捕。于是，大年二十八这天，小李被释放回家。辩护律师评估，这个案件明显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应当会撤案。但是，我们常常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想要全身而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了大概三个月，小李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有权查阅复制案卷材料。从案卷材料中，律师了解了被害人的报案详情。对于被害人所说的小李从特斯拉主驾驶位翻到副驾驶位，全身压在她的身上，还动手脱她的裤子的情节，律师向小李进行了核实。但小李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绝对没有从主驾驶翻到副驾驶去，也没有脱被害人的裤子。那么，被害人与小李，谁在说谎呢？如果是被害人在说谎，如何帮小李辩解呢？戴剑敏律师忽然想到了特斯拉汽车的电子数据：如果小李从主驾驶位翻到副驾驶位，主驾驶位的重量就会是零，副驾驶位的重量就会相应增加。于是辩护律师打电话给特斯拉客服，了解案发当时有无主驾驶位置的重量数据。让律师感到振奋的是：特斯拉客服明确告知，相关数据已经保存，只要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就会提供。辩护律师立即起草申请，要求司法机关调查特斯拉车的相关...

2023 - 09 - 17
我们要建设文明的法治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十一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我们要建设文明的法治。近来忙于处理案件，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录制视频。本来还有一大堆刑事辩护的题目等着我去写点什么，可是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吐不快，我不得不让那些早已准备好的题目，继续在电脑里耐心地排队等候。因为今天要说的话题，事关法治的大环境，事关建设优良的法治文化，更加重要。2023年8月7日上午，来自北京的刘长律师和王昊宸律师前往广西来宾中级人民法院，为一个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出庭辩护。法院有关人员以该案重大敏感为由，对律师进行了“鞋脱”程度的安检，并不允许律师携带自己办案所需的电脑进入法庭。在交涉过程中，法院工作人员居然告知律师庭审已经结束了，而此时，不仅该案的旁听人员还在排队入场，甚至连北京朝阳律协派来指导庭审的律协工作人员也还在排队等候。两位辩护律师想找法官了解情况，可是近在咫尺却怎么都联系不到法官，从上午8点47分至10点25分，律师一直在来宾中院大门外的安检室内，距离开庭的审判大楼不过数十米，但是，一直被法院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阻滞在门外。律师被超常规地严格安检甚至不允许带电脑、律师在法院门口进不去而法官照常开庭、律师在紧急时刻联系不到法官，这些情况的出现，无论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是从常情常理看，都是荒谬的。事情荒唐到这种地步，自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简单地看了一下事件过程，真正感到痛心的是：有的法院竟然敢于这么做事，有的法官竟然也敢于这么做事。难道他们心中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没有监督、没有畏惧吗？甚至，作为一个司法机关，作为一名司法人员，他们也没有对自己最最基本的良知要求吗？还是在8月7日上午，我的同事周小羊律师在微博上公开发文：《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庭书记员陈莉就这样对待律师吗？》文章对书记员给律师工作制造不便大加批评。下午将近1点的时候，小羊律师删除了微博，并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句话，类似于“战果公告”，那就是：“杠了一上午，事情就解决了。”2023年8月6日，我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易胜华律师致北京市昌平法院刑庭王莹法官的一封信》。公开信里说：“很遗憾用公开的方式给你写信。作为某案的辩护律师，我曾经去法院找过你，想跟你当面交流，但你的助理说你很忙，让我提交书面材料。我寄出书面材料后，半年来一直...

2023 - 08 - 13
讲理和依法是司法的灵魂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十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讲理和依法是司法的灵魂。受人瞩目的北大学生牟林翰虐待案于2023年6月15日一审宣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同时判决被告人牟林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之母经济损失73万余元。牟林翰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本科生，2019年10月，牟林翰女友陈某某疑因受牟林翰“精神折磨”而自杀。该事件很快曝光并发酵，牟林翰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推荐资格被取消。根据刑法规定，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严重虐待行为才构成虐待罪。但牟林翰与同居女友并非家庭成员关系。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属于家庭暴力。但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具体内容对刑法的虐待罪作出补充或修改。因此，对牟林翰是否应当以虐待罪定罪处罚，法律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案宣判后，主审法官围绕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回答了《法治日报》记者的提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被告人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是否属于虐待罪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对此，主审法官在回答中认为，“在本案中，牟林翰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才使牟林翰被判虐待罪最终成为可能。对此我必须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我并不反对追究牟某某的法律责任，司法机关可以在法律框架里寻求任何可能性去追究牟某某的责任。但追究法律责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否则就不是追究“法律责任”。其次，所谓牟某某与陈某某之间“形成了实质上的家庭成员关系”，这种定性，基本上体现了中国司法的一个特点：法官认为实质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本案中，“实质上”不是法官所说的家庭成员关系。不应把“实质上不是家庭成员关系”硬说成“实质上是家庭成员关系”，因为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也不符合讲理的逻辑。第三，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定性为家庭暴力，但并没有对虐待罪的刑法规定作出补充，并没有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虐待行为构成虐待罪。因此，反家暴法并不存在附属刑法的内容。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对违法犯罪之人国家有义务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司法人员要根据事实、按照逻辑来讲理，这是司法活动不可背...

2023 - 06 - 16
就刑事案件申诉给一位求助者的意见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九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就刑事案件申诉给一位求助者的意见。前几天收到一位刑事案件被告人发给我的一些申诉和举报材料，认为自己被判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材料中既有当事人的申诉，也有司法机关的答复。看过之后，我给他写了一个建议。今天我把这个建议的内容介绍一下，或许对某些正在进行刑事申诉的当事人有所助益。答复内容如下：周先生您好！您发送给我的材料我已经认真看过。我首先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您就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申诉，如果简单地依据法律规定，是应当予以再审的，因为浙江省高院已经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中确认了你非法出售的份额或票面额累计不足定罪处罚标准。但是，在现实中如果要实现再审，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我看来，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法律规定”来运行的。在一般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虽有冤情，但冤情并不是特别重大，而且刑罚执行完毕很多年的案件，可能就更不容易获得再审。这是我给您的基本意见。当然，您“或许”还存在申诉的机会。就“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来说，您可能是无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九十四条规定：对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申诉，经两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且省级人民检察院已经复查的，如果没有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再复查，但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判决、裁定有其他重大错误可能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十五条的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对经终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或者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申请再审或申诉案件，一般不予受理。但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的除外。但您的申诉机会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在同一个案件中，您除了被判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被判有“偷税罪”。这种情况是否属于上述的“除外”情形，可能属于法律规定的空白点。因此不排除您今后申诉不被受理的可能。如果您还是坚持申诉，我建议您聚焦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够定罪处罚标准这个核心问题，不要再为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浪费笔墨、分散焦点，更没有必要抓住浙江省高院《驳回申诉通知书》中的一句话自以为是地进行法律定性并反复强调，这样对您的申诉没有...

2023 - 06 - 13
刑事律师如何依法帮助当事人——有效辩护案例介绍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八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刑事律师如何依法帮助当事人——有效辩护案例介绍今天介绍一个我的同事最近办理的一个有效辩护案例，我的这位同事是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康烨律师。在这个案例中，上诉人王某某从一审的二年有期徒刑二审改判为缓刑。王某某是一家私营的航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通过网络渠道承接了一个单航次货物运输业务，王某某安排公司船舶到台湾海峡一指定海域，吸砂小船将海沙吸起，并一船船接驳到王某某公司的船上，王某某将海沙按合同约定运输到指定地点。之后，因前述吸沙船只没有合法的采矿采砂许可证，开采者构成非法采矿罪，王某某及其船运公司被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对于一家私营企业主，一旦入狱二年，公司经营必然会受到很大的不利影响。康烨律师在接待王某某时提醒当事人：二审改判的客观难度很大，需要做好服实刑的心理准备。但王某某仍决定委托康烨律师在上诉中担任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康烨律师经过一个星期的仔细研究，形成了辩护思路：第一，一审辩方对指控事实及定性无异议，延续这一思路没有出路。第二，王某某及其公司的行为定性，应属于“承继共犯”，为非法采矿共同犯罪的从犯，而不是独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三，结合影响量刑的因素，应发掘和创造更多有利于从宽处罚的事实情节。第四，结合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争取缓刑。围绕辩护思路，康烨律师团队进行了大量的法律及判例检索，进一步确定了单纯运输行为在非法采矿行为中的定性、从犯地位、缓刑可能性，确认了辩护思路的可行性。同时，康烨律师还提出，对王某某的犯罪数额，不应以海沙的“到岸价”认定，而应以“出水价”认定，因为“到岸价”中包含了王某某公司的船舶运输费用。通过判例检索，确认以“出水价”认定犯罪数额已有先例。根据自己曾经办理多宗非法采矿案件积累的经验，康烨律师还与王某某沟通，劝其缴纳生态修复费用，争取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被侵害的法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当事人创造更多的从宽处罚情节。因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实施非法采矿犯罪，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实施破坏性采矿犯罪，行为人系初犯，全部退赃退赔，积极修复环境，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不...

2023 - 06 - 10
罪犯并非待宰的羔羊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六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罪犯并非待宰的羔羊。这里说的话题，主要是针对刑事罪犯应当承担的财产责任。我需要先表明一个基本的态度：刑事犯罪对社会造成伤害，理应依法惩治；刑事犯罪获得的非法利益，理应追缴回来；刑事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理应得到赔偿。但是，另一方面，对罪犯也要讲道理。司法机关在作出判决时，对罪犯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应当依据法律予以清晰的确定；在执行时，也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避免随意夺取罪犯财产。可以预料，有人对这个问题会不以为然，甚至会笼统地认为，犯罪分子嘛，反正不是好人，就算让他倾家荡产、没法过日子也是理所应当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具体情况，凡是有过犯罪行为，犯罪分子的死活没啥大不了。如果我们用不讲理、不讲法的方式对待罪犯，那么我们与罪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把罪犯当作不值得合理对待的“待宰的羔羊”，既与法治理念相违背，也缺乏基本的情理；既是不正义的，也是有害于社会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必然要求每个人各得其所当得，各失其所当失。如果有人得其不当得，或者失其不当失，则社会正义的基础就会受到损害。说上面这些话，缘起于我近来接待的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申诉案件。四川省达州市一位78岁的退休教师王先生给我寄来厚厚的一些司法文书及申诉材料，表示自己和其他一起申诉的共10名被告被判刑并被执行财产很冤枉，但层层司法机关甚至最高人民检察院都不支持他们的申诉意见。我仔细研读了他们的材料。这是一个涉案金额达1.5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3名被告被判决有罪，10名被告不服判决，并层层上诉和申诉。由于司法解释将《刑法》条文中的“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解释为“吸收公众资金”，实际上大大扩大了刑法处罚的范围。同时，司法解释中的“非法”、“公开宣传”、“不特定对象”等定罪条件，既有一定的确定性，也存在模糊性。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指向范围广泛，认定标准相对确定但又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在这种法律背景下，无论是“借贷”，还是“投资”，还是“理财”，还是“融资中介”，只要资金来源范围相对广泛，性质上就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资金”或者“帮助非法吸收资金”，而不管参与者是否知道这是一种非法行为。实际上，一些参与的人只不过是完成公司的“...

2023 - 05 - 28
基本证据缺乏，辛龙案理应“疑罪从无”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五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基本证据缺乏，辛龙案理应“疑罪从无”2023年4月4日，大连辛龙案被害人亲属的诉讼代理人、哈尔滨律师王明明在其个人博客透露：“2023年3月1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辛龙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辛龙案最终结果”为关键词进行百度检索，除了王明明律师的这篇个人博客，在前三页检索结果中再无其他消息。一个月前的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辛龙案，并在再审终审做出裁判前提前认定：“抗诉后，由一审的无罪判决改判为死缓。”这一新闻当时引起了网络热议。仅仅过去了一个月，最终结果出炉之际，辛龙案竟然已经微波不兴、无人问津了吗？辛龙案的再审结果究竟是否违背“疑罪从无”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什么是疑罪从无？我们知道，司法机关欲要对某人定罪，必须证明某人有犯罪行为，而被怀疑有罪的人不需要证明自己无罪。司法机关证明某人有犯罪行为，绝对不可能把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各方面要素重新呈现出来，而只能依靠证据证明某些基本的犯罪环节，只要这些基本的犯罪环节被证据所证实，那么这些证据组成的证据链就具有基本的说服力。实际上，证据不可能还原犯罪行为的所有细节，但证据必须能够证明犯罪的基本环节。当一个基本的犯罪环节缺乏证据证明时，就很可能无法证明有待证明的事实。这种基本证据的缺失，可以称为证据链断裂，证据达不到充分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有待证明的犯罪事实便属于“疑罪”。而一般细枝末节的证据不足，往往并没有这样重要的影响。无关紧要的证据即便有一百个，而基本的证据缺乏，都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因此可以说，“疑罪”是基本证据不足的推测之罪。通过刑讯逼供取得了证明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这种情况同样是“疑罪”。因为刑讯逼供取得的基本证据，其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可靠，等于缺乏可靠的基本证据。那么，如果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被其他证据证明是可靠的，这种情况又是否属于“疑罪”？这种情况，在事实上不属于“疑罪”，但在法律上仍然属于“疑罪”，因为这种证据在法律上不应作为证据用来证明犯罪事实，除非排除非法证据之后，其他的合法证据依然能够证明基本的犯罪事实。另外，当证据之间...

2023 - 05 - 17
再审从无罪改判死缓——追究犯罪可以无终局吗？

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四回。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再审从无罪改判死缓——追究犯罪可以无终局吗？2023年2月15日，也就是1个多月前，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一起“过山车式翻转”案件。有关最高检通报的新闻消息显示：最高检认为，辽宁大连刑事被告人辛龙与被害人张某艳曾系男女朋友关系，两人因感情问题产生矛盾；2015年3月5日，在张某艳住处，两人又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其间，辛龙掩住张某艳的口鼻，致张某艳机械性窒息死亡，为掩盖罪行，辛龙将张某艳的尸体抛至楼下。因此，最高检于2022年2月对已于2018年生效的辽宁高院辛龙无罪终审裁判结果提出抗诉，大连市中院已于2022年12月作出判决，认定辛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此外，根据通报的消息，本案原审无罪判决后，辛龙（2019年8月）获得国家赔偿约34万元，随着再审改判，也将得以纠正。2023年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显然将上述辛龙犯罪的事实当成了板上钉钉的最终结论。工作报告中表示：“有罪则决不允许逃刑。辛龙杀害女友后制造坠亡假象被判无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申诉，全面复勘现场、重新鉴定、完善证据，依法提出抗诉，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其死缓。”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关于犯罪人及犯罪事实的描述，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提出抗诉一方的观点，至于检察机关的抗诉观点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认可，还应当等待法院经过审判后才能最终作出司法定论。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2年2月11日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后，最高法院指令原一审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大连中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了再审的一审判决，认定辛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2023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的二审开庭，进一步确认了一审认定辛龙故意杀人犯罪的事实、证据。但并无消息显示辽宁省高院已经就该案再审作出了终审裁判。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的“过山车式翻转”的辛龙案件，从法律上来说，目前这个“过山车”还没有完全翻转过来。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基本体现。在该案再审尚未终局的情况下，最高检察机关已经公开认定辛龙有罪，实在令人...

2023 - 03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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