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我必须事先告诉对方：“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受监听，我认为司法机关应当会遵守法律的规定，但本律师无法确认我们的会见究竟是否会受到监听。”暗含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尚未供认的犯罪事实现在告诉我，存在被办案机关监听的可能性。
这当然不利于司法机关发现和打击犯罪，但却符合律师的职业道德。
《律师法》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对“辩护人的责任”，有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如果律师会见中获悉了当事人有罪、罪重的事实，他不可越俎代疱、狗拿耗子去向司法机关泄露，如果这样，律师就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司法机关一边，违背其基本的法律定位，严重损害当事人对律师的基本信任，更威胁律师制度的基础。同理，如果律师对于可能存在的监听风险不加提醒，从而造成当事人罪责加重，也是律师的失职。
《律师法》同时规定，律师应当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无论如何，辩护律师却不能以损害当事人的方式来维护公平正义。
显而易见，从法定的职责任务来看，刑事辩护律师并非正义的化身，而更加类似于被雇佣的当事人合法利益的监护者。
公检法机关负责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审判，代表国家开展刑事司法活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从法定职责来说，刑事司法机关才是正义的化身。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正义的化身”都是“正义的本身”。当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当行使权力，或者违背法律和良心滥用权力时，他们此时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正义的敌人”。或许可以打个比方：刑事司法机关是正义的使者，而刑事辩护律师是“正义使者”的监督者，是“正义使者”背弃正义时正义本身的捍卫者。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律师被司法机关追究责任时，一些律师鸣不平；公安人员被追究责任时，一些公安干警不服气；法官被追究责任时，一些法官叫冤屈。我反对屁股决定脑袋的思维方式。推进社会的更加文明，要求我们必须时时注意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血缘、亲朋、同事、同行……一个个从小到大的圈子，都是我们生长公正之心的障碍，也给社会增添了互相信任的篱笆。或许，对于相对弱势的律师来说，这种要求有些“不公”，但作为法律人，律师、法官、公安、检察官，都应有此担当。
以当下在律师圈有些沸沸扬扬的某律师涉嫌伪造证据案为例。某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或许所谈内容不当，被警察“意外”偷听，事发涉罪。此事关乎“会见不被监听”这一重要的律师辩护权，在律师圈很有一些反响。律师们运用自己的职业优势，从程序法律到实体法律进行全景式分析，得出某律师不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或伪造证据罪的结论。在我看来，类似的工作交给某律师的辩护律师或许更为妥当。其辩护律师应当会就刑法第306条的条文字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去作一些必要的研究。作为律师，我们当然应该关心个案的罪与非罪，但我们更应关注超出个案之上更具社会价值的问题。在某律师的案件中，偷听是不是监听、偷听的证据是否应当排除、其行为是否在严格意义上构成刑法第306条的罪名，这是具体的法律问题，律师同行们对此进行的分析似乎已经较为充分了；保障国家机关追诉犯罪与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关系，保障律师辩护权与惩治律师妨害司法的关系，对于这些个案之上的制度问题，却仍旧少见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法庭里，律师追求“法律的事实”和“法律的正义”，这是职业担当，也是追求正义。但社会正义的范畴却并不止于“法律的正义”。律师，并不因为其职业与正义发生更多的关系，就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
正像我们社会的任何一个群体一样，律师行业，也同样面临一个跳出“小我”，走向“大我”的门槛。律师职业是靠服务客户生存的，但律师除了向客户提供有偿的法律技术服务，还应向社会提供一种无偿的正义精神的输出。因为，律师理应是社会精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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